不同类的诉讼请求不能同时合并在一个案件中起诉立案。

第五，平衡具有辩证性和理想性，并不否定反倒承认现实之中不平衡的状态、阶段等事实，因此平衡的追求及其方法具有针对性和能动性，是学理意义的、评价论、方法论的平衡。责任的构成和认定很自然地是监督法制的中心问题。

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下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目标规划在整个规划中是核心和统领。行政组织法的原则、内容、结构、程序和力度等要素和面貌均将焕然一新，组织法制的刚性约束将更加强化，行政组织法制地位更加突出。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德国行政法总论改革的轨迹》，《月旦法学》2005年第120期。[4]参见汪向东、叶孟理：《系统分析法与矛盾分析方法》，《现代哲学》1986年第2期。

对于这种诉讼类型应当进行肯定和疏浚，进行畅通和运用，作为回应社会法治压力的管道之一。一方面要在制度的层次上不断调整充实行政法律制度规范，通过评估和清理进行剔除和更新。关于美国的行政法的政策学倾向与观点，参见陈朝建：《谈台湾新公法学派之建构——以法律政策的宪法论证为例》，《政策研究学报》2005年第4期。

尽管在行政协调机制、行政职权冲突解决机制方面可以进行适当的完善，但是毕竟在有关裁处之中的依据是行政职权设定和配置的基本原则、基本格局和基本结构的明晰。总之，在行政法治发展战略上的主动思考、正确理解和适度应用对于行政法制建设的健康持续开展、对于行政法学理论的全面深入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3]有关分析参见袁曙宏：《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创造性结合的蓝本——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理论精髓》，《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毕竟，职能是核心和基础。

在对待行政法治发展中，始终把握政府与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基本矛盾，并立足于此坚持价值导向和价值协调，在制度创设和实施上又不失侧重，持有这种立场和倾向，即是一种平衡观。[6]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够细化的。

蔡志方：《行政法之概念、对象及范围》，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28页。但是，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政出多门、扯皮推诿、相互钳制等问题，以及监管失控、干预过多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和彻底好转，由此带来政府执行力差、公信力弱、成本高昂等弊病，群众反映强烈。民主行政，就是要将人民群众对于政府行政的了解权、参与权、表达权、选择权、监督权及其科学合理的实现途径作为规定行政制度、创制行政法律的基础与内核，并按照这样的行政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加强对于行政的监督。[7]关于纳税人诉讼在约束政府支出方面的作用、公益诉讼在促进政府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作用，这些类型的诉讼在实现公众参与之下的公共政策的形成和修正方面的功能，以及在具体诉讼法律制度借鉴和构设方面的探讨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法学议题。

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对于在实践的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等做法，不仅应当关注其经济实效，而且还应当对其进行法律评价和制度规范。马存利、韩平：《纳税人诉讼适格问题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并随后给出实施性、预防性和调整性的方案体系，转入到具体的层面。

所以，有学者认为所谓战略规划就是通过一个客观而科学的分析过程，去获得一个大家认可的未来目标与实施路线。石东坡，男，1970年生，河北无极人，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

罗豪才等著：《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于行政法治发展战略而言，通过一条怎样的法制发展、改革和创新的道路，辅之以相应基础条件的改善，建设和怎样建设一个怎样的法治政府，就是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目标的问题。

第三，我们认为，首要地是着力解决行政法制中的组织法制、实体正义与监督合力等更加急迫的问题。因此，法治政府的理念与原则、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和指标体系、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内在关系、法治政府的制度体系及其内在结构、法治政府的价值准则和战略策略等一系列方面是行政法治发展战略探讨的具体问题集群。第一，应当清醒地将我国行政法制发展定位于基础阶段，富有质量的法律制度的建制仍然是一个基础的长远的工作。第二，公共服务得到重视和拓展的必然要求。第四，在行政法制的创制、实施和实现中，平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精神、思维导向与方法技术，是实践论的平衡。第三，加之于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加强、执政格局更加明确，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角色定位更加清晰，也需要和可能对政府体制进行结构性调整，并且着力推进其进入法律调整和控制的更具有科学性、稳定性、协调性和约束性的阶段和层次。

最后，行政法制建设是对于行政法制体系的全面革新和统筹构建。但是不能迷信理性和战略，任何一种战略观念、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如果沉醉自身，一定是在给自己以嘲弄。

从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高度，引入战略思维，认识和看待行政法治发展的矛盾、目标、构成和路径，以更加深刻地把握行政法治发展的规律、价值和实践，更好地促进行政法治自身诸方面、诸环节的协调统筹，以及行政法治和法治发展的其他领域和环节之间、行政法治和行政改革之间的密切配合，是适应法治发展复杂性的迫切要求，是遵循事物内在协调性的客观要求，是面对社会发展本质和谐性的必然要求。行政编制法中的科学化设定与模块化调整、公务员法制中的分类化管理制度、责任设定与追究制度的强化都将是政府组织法制建设的重要选项。

因此，《国务院组织法》、《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等都将在、应在新的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浪潮中得到新生，甚至《中央地方关系法》有可能浮出水面。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是否应当、是否实际自觉遵循和有效体现平衡论的核心观念、基本逻辑以及政策建言，还值得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第五，平衡具有辩证性和理想性，并不否定反倒承认现实之中不平衡的状态、阶段等事实，因此平衡的追求及其方法具有针对性和能动性，是学理意义的、评价论、方法论的平衡。责任的构成和认定很自然地是监督法制的中心问题。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下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目标规划在整个规划中是核心和统领。

行政组织法的原则、内容、结构、程序和力度等要素和面貌均将焕然一新，组织法制的刚性约束将更加强化，行政组织法制地位更加突出。陈爱娥：《行政行为形式—行政任务—行政调控——德国行政法总论改革的轨迹》，《月旦法学》2005年第120期。

[4]参见汪向东、叶孟理：《系统分析法与矛盾分析方法》，《现代哲学》1986年第2期。对于这种诉讼类型应当进行肯定和疏浚，进行畅通和运用，作为回应社会法治压力的管道之一。

一方面要在制度的层次上不断调整充实行政法律制度规范，通过评估和清理进行剔除和更新。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相对于行政法这个相对明晰的调整领域而言，则是统筹协调行政法治实践中的理念与制度、制度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实体与程序、硬法与软法、体制与机制、制度与文化、国际与国内、历史与未来等一系列矛盾群体，对从建立行政法制向实现行政法治的实践进程给出价值原则、框架设计和路线图纸。

[3]换言之，行政法治发展战略不同于对于政府法制建设的工作部署，而是将其置于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共治体系和进程中以法治在公共权力行使的社会空间领域的践行和体认为指向的，不是工程力学意义的，而是结构力学甚而理论力学意义的。我理解，职能是基础，关系是保证、结构是关键，效能是结果。（法）米歇尔·戈代：《展望学与战略规划》，《国际经济评论》1993年第1期。由于提高政府效能，完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成为普遍诉求，绩效评估和考核成为基础的综合测评手段与监督机制，因此，有可能带来体制上相应若干监督管理部门的整合，并推动《公务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政府绩效评价法》的制定和实施。

要实现法治政府目标，基础条件至少是健全行政法制和变革行政文化，必须破除一切不利于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实现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必须从官本位的封建意识转变到民本位现代意识，必须使政府指向由政府自利转向服务公益。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

但是平衡论所吸附、集纳的一系列积极因素和合理内容还是值得哪怕是剥离而汲取的。但总的来看，关于行政法治发展战略的认识思维不仅薄弱，而且近来还有学者直接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行政法制的发展历程、实际经验与主导理念作为观察、评价和指导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依据与标准。

服务型政府，必须立足市场、社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基本职能领域的界分，按照《行政许可法》第13条等的规定精神，明确政府为市场、为社会、为公民依法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公共信息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事业服务等。第三才是战略规划阶段，即着重对于未来实践活动的结构、进程等进行筹划和设想，明确接下来实践活动的若干主要和关键方面，提出具有长期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判断和部署。

(责任编辑：台州市)